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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8

88.1%受访青年坦言与父母就业观有差异

面对就业观差异59.5%受访青年希望两代人多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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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画:付业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新兴职业的出现年轻人的就业观正在发生变化。有些人在找工作时更追求挑战性不喜欢稳定与传统的职业与父母一辈就业观的差异也越来越大。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检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3名18~35年青年进行的一项检查显示88.1%的受访青年坦言自我的就业观念与父母存在差异42.0%的受访青年因此不愿与父母过多地交流工作情况。在找工作问题上与父母出现分歧时59.5%的受访青年认为两代人应多沟通了解彼此的看法57.9%的受访青年建议年轻人多做职业规划明确自我的职业发展道路。

  50.9%受访青年找工作最看重与专业与兴趣的匹配程度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廖辉(化名)上学时曾利用自我的专长做手绘与摄影类兼职。他曾想做一名自由职业者但家里人更希望他能找一份稳定、有保障的工作。

  老家在辽宁鞍山的王芳是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一名员工去年毕业找工作时她与父母产生了分歧。“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在国企工作一个在法院工作。家人希望我也回老家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但我更想去大城市到互联网公司工作。”王芳说她本科时就在互联网公司实习做过商务拓展、文案策划与公关等工作感觉互联网公司更适合自我。

  检查中88.1%受访青年坦言自我与父母就业观存在差异21.9%的受访青年表示差异大66.2%的受访青年表示有一些差异。具体来说受访青年找工作最看重与专业与兴趣的匹配程度(50.9%)接下来依次是行业前景(46.1%)、所在城市的发展水平(45.3%)、薪酬福利(44.2%)、职业声望与社会地位(34.2%)等。而他们发现父母大都首先看重工作的稳定性(48.6%)接下来依次是职业声望与社会地位(47.6%)、薪酬福利(44.5%)、行业前景(33.8%)、户口与编制(31.2%)等。

  来自福建漳州的杨铭(化名)毕业时想在北京工作但父母更想让她在离家近一些的城市工作。“原本我对自我的职业规划就不是很清晰父母一干预我就更迷茫了。”杨铭说。

  “我找工作那段时间每次通电话父母就会问我有没有报考银行、公务员等我很不愿意跟他们说自我的求职进展。”王芳说后来为了让父母安心她在等互联网公司工作转正时报考了一家银行。

  检查显示与父母就业观念出现差异时42.0%的受访青年不愿与父母过多地交流工作情况40.5%的受访青年因此在找工作时感到焦虑与迷茫30.9%的受访青年因此对自我的职业发展没有信心25.9%的受访青年会重新理性思考自我的职业规划19.4%的受访青年完全按照父母的意见择业。

  “随着新业态的发展许多之前没有的行业产生了一些原有的职业被淘汰了。年轻人与父母一代的就业结构、面临的职业选择都会有所不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蒋建荣表示父母希望年轻人追求稳定是因为他们曾经大都只能靠职业生存顾不上考虑职业与自我兴趣、生活方式的关系。而现在年轻人有国家与父母给他们创造的更好的经济条件更敢想敢干。“比如大学生找工作以前用‘分配’这个说法现在叫‘就业’‘派遣证’也变成了‘报到证’”。

  59.5%受访青年建议两代人多沟通了解彼此对于职业的看法

  “我父母都是国企员工对互联网行业不了解但我通过实习接触了许多互联网公司相信自我能做好。”王芳说她同时拿到银行与互联网公司的入职通知时坚持了自我的想法选择了后者。

  廖辉则听从了父母的建议选择到某杂志社做美编。“父母有他们的考虑怕我过得不好。美编工作与我的专业对口也比做自由职业有保障一些”。

  检查显示面对与父母就业观的差异54.3%的受访青年认为毕竟是自我找工作应该坚持自我的想法20.1%的受访青年觉得父母是过来人应该听父母的意见25.6%的受访青年表示说不好。

  “我身边有一些年轻人把某一行业想象得特别好表示自我一定要做这一行不听父母意见结果发现实际工作根本不是自我想的那样。”王芳认为实习是了解一个行业的好办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年轻人与父母就业观念不同的问题。

  蒋建荣指出有的年轻人面对多种职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什么都想做结果平均用力反而都做不好。她建议年轻人先做好主业再集中相关资源开辟其他途径。

  对于两代人之间的就业观差异蒋建荣建议年轻人多与父母沟通告诉父母自我想做什么并了解父母的担心所在。父母也要让孩子学会对自我的确定负责不要什么都管。“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人创业或者出去闯荡启动资金是父母给的这笔钱应该算作投资而不是赠予”。

  面对与父母就业观的差异检查中59.5%的受访青年建议两代人之间多沟通了解彼此的看法;57.9%的受访青年建议年轻人多做职业规划明确自我职业想法;46.4%的受访青年希望父母适当关心不要对子女干预过多;26.8%的受访青年建议年轻人通过实习多接触职场人士了解真实的职业环境。

  受访青年中32.0%来自一线城市43.5%来自二线城市19.8%来自三四线城市3.8%来自县城与城镇1.0%来自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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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征点上调影响几何

  ——注意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之一

  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近日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个税起征点拟由3500元/月上调至5000元/月(6万元/年)。消息发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社会广泛议论。从3500元/月到6万元/年的个税起征点上调对不同的纳税人有什么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有何意见建议?光明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起征点与税率都变了纳税会变少吗?

  起征点提高了低税率的级距扩大了中低收入者纳税就一定会变少吗?——其实并不然。本次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亮点之一在于将分类征税向综合征税转变。草案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动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

  换句话说现行个税法起征点的3500元/月仅包括工资、薪金所得而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提出的6万元/年的起征点增加了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每月有此类收入且比较稳定的劳动者在不考虑专项扣除等条件的前提下可能缴纳税额比现行个税法下的纳税额还要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尹中卿表示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受制于职工收入的提高水平、物价的变动水平以及居民的消费水平“现在经济发展了我们要扩大内需在整个收入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是在逐步下降的。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来扩大消费这是我们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他建议可以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作进一步上调。

  综合征税要做好“合并同类项”

  草案提出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符合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改革方向特别是在综合税制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明春认为综合征税更全面准确地反映了个人收入支出情况与承担税负的能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修文也表示对于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更加公平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制对于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给人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肯定综合征税的同时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对实行综合征税的劳动性所得也表达了不同意见。

  以稿酬为例“作家不同于普通劳动者不能以年月日简单计算劳动周期一些作家历时几年完成的作品取得的收入是若干年的劳动结晶。有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有的可能就是一点工资还有一些自由写作者根本没有收入作品完成后一次性取得较多收入但分摊到完成作品的期限内平均收入实际是不高的一次性征收个税没有考虑到写作者的特点还是要予以慎重地考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吉狄马加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矫勇表示综合所得起征点提高到6万元/年“这对大部分工薪阶层是一个福音获得感很强但对于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新业态、新职业是否同样会提升获得感值得认真考虑。”

  “很多年轻人是自由职业人每次可能赚一笔设计费、编程费、安装费、咨询费等并不一定是按月有薪酬的怎么抵扣什么算法希望能有具体的规定。”矫勇说。

  起征点上调可因地制宜惠民生

  “从3500元到5000元在北上深广是一个不太明显的数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是不是个税的起征点能够参照各地的人均收入水平?”日前在分组审议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熊群力这样说。

  我国地域间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大的现状使个税起征点的变化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人影响不同。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按照各地区实际情况作出适当调整。

  “个人免征额的设计主要是为了保障纳税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对生活基本支出进行扣除有利于实现税收公平原则有利于提高每一个公民的纳税主体意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鲜铁可认为对个人免征额的设置应该主要参照基本生活消费需求同时考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及地域差异。

  鲜铁可表示我国各省份、地区的人均月消费支出情况各不相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消费支出往往相差很大。“在全国范围内规定统一的免征额难以充分反映各省份地区的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情况是不利于实现税负公平的。”对此他建议“依据各地区的人均基本生活支出水平区分不同区域的实际消费水平来设计免征额与扣除标准不要搞全国一个标准。”

  “考虑我国区域与个人状况差异加大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在制定减除费用标准时应体现区域差异性、个体差异性以及指数变动性使税制设计具有更多的‘弹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小光建议在全国层面内制定一个费用扣除标准浮动区间设定一个浮动指数同时授权国务院适时对其进行调整。

  〖光明日报〗(2018年06月26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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